十八世纪英国家具大师Thomas Chippendale在《家具指南》中描述，在世界的范围内，能以“式”相称的家具类型仅有三类：

　　当代的国际设计师们谈起中国的明式家具，仍然认为那是设计界无可超越的巅峰之一。

　　为何明式家具能够获得这样“第一”的排位？因为它开创了家具的简约风格。作为极简主义的鼻祖，明式家具一直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。

　　“明式家具”作为一专业名称，一般指的是以硬木制作、风格简练、做工精细的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家具。

　　人们常将观赏明式家具比作饮醇酒酽茶：乍看之下，并不起眼，但细品之下，却有独特的魅力，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欣赏、推敲。

　　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儒雅风韵和人文气质令人爱不释手,这也使得它在今天仍保其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和价值。从一定程度上说，“明式家具”综合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。

　　很久以来，在中国，“江南”都是最具人文特征的一方山水。到了明朝，江南更是文人荟萃之地。有明一代，江南进士之多雄冠天下，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，其中苏、常、松，杭、嘉、湖地区尤甚。当时日渐觉醒的人性解放之风，也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。

　　明清文人开始徜徉山水，漫步园林，时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，感受开明欢快的浪漫风潮的熏染。朴质、平易、惬意成为文人这种充溢内心的乐观向上、生气勃勃的美好心境的体现。

　　他们不满足借山水、花鸟聊写胸中逸气，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。他们不仅用诗、赋、书、画等方式寄托隐逸、清高，同时开始走向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，走向斑斓多彩的市民生活。

　　这些文人墨客、才子佳人往往萃集吴中聚会结社，联盟倡学，抒展情怀。于是，便有了文学方面的“前七子”与“后七子”；书画方面的吴门画派；戏曲方面的昆山派等。

　　他们所倡导的生活情趣是“ 云林清秘，高梧古石中，仅一几一榻，令人想见其风致，真令神骨俱冷。故韵士所居，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 。”

　　而苏式家具的风格，正好符合他们的情理和怡性，成为他们遣兴抒怀的对象，被刻染上儒雅的文人印迹，在不断精致化、艺术化之后，成为声施后世的“明式家具”，与当时的造园艺术和文人画同步臻于妙境。

　　文人的参与，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了活力。这一时期一些著名文人如唐寅、李渔等纷纷加入家具的设计、风格的研讨、时式的推广。

　　他们往往在设计出家具图样后，再交给技艺出色的木匠制作而成。在设计层面上，这些文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文化意念、审美情趣融合家具设计之中，从而使家具设计的造型优美、稳重、简朴，各个组件的比例讲求实用，且与审美一致，装饰讲究少而精、淡而雅。

　　同时，一些文人还陆续撰写大量以“古雅”为家具审美标准的文章，论述之详尽，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拟。

　　如在辑录当时各类家具形制的明万历间王圻、王思义的《三才图会》、高濂的《遵生余笺》、屠隆的《考盘余事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中，有关家具设计、审美以及室内陈设的描述，为后人阐释了当时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家具文化。

　　尤其在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中有两章涉及家具，言之甚详，除了介绍当时家具的材质、结构、装饰和用途以外，还阐述了自己关于家具形制、装饰和陈设的审美观点，诸如室内陈设必须“几榻有度，器具有式，位置有定，贵其精而便，简而裁，巧而自然也。”

　　批评当时某些家具“徒取雕绘文饰，以悦俗眼，而古制荡然，令人慨叹实深。”文人的观点和论述，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这些艺术化了的日常生活器具，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文人气息，书写了家具艺术的新篇章。

　　而跨越明清两代的大文学家李渔所写，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的《闲情偶记》中，更是总结出了“盖居室之制，贵精不贵丽，贵新奇大雅，不贵纤巧烂漫。”的居室设置原则，同时在《器玩部》中对家具的布置和制作也提出了许多极具生活艺术化观念的设想。

　　有研究者曾总结道：“苏式家具的这种‘古’和‘雅’的风格与特色，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‘古制’和‘清雅’的文化精神中孕育产生的。从美学的意义上讲，是他们对历史传统审美的总结，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。”而有些明式家具上还能存有文人墨客题识钤印，这更是明式家具文人化的一个具体体现。

　　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紫檀插肩榫画案，在该案的一块牙条上有光绪丁未清宗室溥侗的题识：

　　“昔张叔未有几项墨林棐几，周公瑕紫檀坐具，制铭赋诗契其上，备载《清仪阁集》中。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，盖西陂物也。曩哲留遗，精雅完好，与墨林棐几，公瑕坐具，并堪珍重。摩挲拂拭，私幸于吾有夙缘。因题数语，以志景仰。丁未秋日西园嬾侗识。”

　　说明此案为西陂（即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宋莹）家旧物。该案尺寸宽大，用材重硕，云纹牙头，元素简约，向被推为第一紫檀画案。案上的题识揭示了此案与文人间的密切关系，文人书法与名案的相得益彰，更使这件明代重器自有一派郁郁文乎的雍容气质。